按照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帮助那些处于弱势的人构成了现代国家的道义基础。
此外，公民的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检举权也是监督权的重要形式，[39]其中，批评建议通常是通过言论、出版、通讯等形式表现的，如公民以口头或书信、电话、意见书等形式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或著书立说详细分析有关政府工作的弊端并提出改进意见，因此批评建议权似难以单独成为一项宪法权利，而是应当被作为宪法权利的言论自由所囊括，它是言论自由的一种，都属于表达自由的范畴，所不同的是，它针对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言论自由的对象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却不局限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专制体制下也可能有新闻报道，但没有新闻自由，而没有新闻自由的新闻报道不可能是客观、真实的，客观、真实既然是新闻的生命，那么，不客观、不真实的报道就意味着新闻的窒息和死亡。
在民主国家，人们在讨论国家和社会事务（包括选举公职人员）时，人人有平等参与的权利，在参与中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在创作领域，实行的是自由原则而不是多数决的民主原则，在该领域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这是一个基本原则。[美]J·M·巴尔金著：什么是后现代宪政主义，许晓燕译，刘芳校，《燕京法学》（第二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页。[13] 在广播电视发明后，言论传播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报刊杂志辐射的范围。[7]同样地，在集会、游行、示威中，虽然集会、游行、示威本身是一种行为，但这种行为往往与言论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实现其目的，如在集会、游行、示威的过程中喊口号、举标语、发表演讲等都是一种言论，只是这种言论是在集会、游行、示威的过程中发生的，因此它们往往被认为是集会、游行、示威的组成部分而不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但实际上集会、游行、示威自由中是渗透着言论自由的。
十、言论自由与通讯自由通讯往往也是一种言论，这种言论也是一种表达，但它与言论自由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由此，抽象的、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民逐渐成为英国近代宪法所描绘的人的形象。
民国前期宪法在人的形象方面与清朝末年的宪法的不同之处在于：皇帝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君上的形象消失了，臣民一词也取消了。此外，199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6条也规定：母亲有享受社会保护和救济的权利，法律必须保障私生子和婚生子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并关心其体力、智力和道德的发展。正如1982年《宪法》第33条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虽然人民的形象一如既往，且重新宣告凡人无分种族、宗教、信仰，皆有不可侵损与神圣的权利，并再郑重确认1789年之人权宣言所赋予人类及公民之权利与自由。
可见，罗尔斯关于正义的社会制度的两条原则，有助于理解现代宪法文本中描述的两种形象。此外，该宪法文件还要求普及并提高一般人民之文化水准，从速消灭文盲，减少疾病与死亡现象，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宪法文本中规定的人的形象是复合型的。第二阶段的宪法，塑造了平等而自由的人。与1946年《法国宪法》相类似，1947年《意大利宪法》第38条规定：每个没有劳动能力和失去必需生活资料之公民，均有权获得社会之扶助和救济。另一方面，劳苦民众只有通过定义对方的形象，只有跟对方形成鲜明的对比，才能借以确认自己的形象，因为劳苦民众所遭受的苦难都是剥削者和反革命分子造成的。
可见，公民的核心标志是国籍，它对应的是外国人或无国籍人。简言之，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的存在为国家的存在提供了一种正当性依据，而国家的存在又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福利保障。《法国人权宣言》主要体现为普遍而平等的自由人。按照序言的叙述，人民自始至终都是最基本的形象：1949年以前，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
1·井冈山时期宪法中的人1931年制定、1934年修订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2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这种弱者形象的出现，一方面表明1949年《共同纲领》所描绘的强大而有力的形象趋于淡化。
可见，现代宪法共同描绘的这些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并非梅因所讲的身份的人，也不是《自由大宪章》所规定的身份的人或血统的人，而是现代宪法中新出现的人。由此，可以归纳出1975年《宪法》规定的主流形象：由工农兵构成的、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
(一)清朝末年宪法中的人清朝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君上与臣民。对于前者，一般是镇压和惩办。这部宪法中的人，始终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人民。换言之，这个阶段的宪法描绘的人，与西方近代宪法规定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没有君主，只有平等而自由的人。有些反动分子会被镇压，自始至终，没有转化成为公民的机会，但也有一些反动分子，如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经过改造后有可能转化成为公民。譬如，这些宪法几乎都排斥妇女的参政权。
西方宪法在300多年里实现的人的形象的转换，在中国只花了3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他们以民主的方式掌握国家政权，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
《英国人身保护法》通过对刑事司法人员的约束，为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的权利提供了保护。⑩虽然，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已经有了答案。
这实际上是福利国家形象的对应物。事实上，这些宪法几乎是在一个全新的话语体系中塑造了人的形象，这个新的话语体系的核心就是区分敌我，人的形象也就是以敌我为主轴而展开的。
从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至今，已经历了一个世纪。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北京，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了8个宪法性文件。对于这种规律，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已经作出了深刻而细致的描绘：1757年，法国社会关于人的想像，主要是肉体的人，因而法律对于试图谋杀国王的达米安就必须施以酷刑，其目的在于惩罚谋杀者的肉体。第153条规定：国家为改良劳工及农民之生活，增进其生产技能，应制定保护劳工及农民之法律，实施保护劳工及农民之政策。
另一方面，通过凸显这种弱者形象，也有助于树立国家(立宪者)作为救济者的形象———这种形象表现为泽被众生，带来福音，解民于倒悬，救人于水火。民国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道义基础，同样也在其宪法中描绘了那种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
将无产阶级的形象或人民的形象进一步坐实，就是1975年《宪法》第3条中所谓的工农兵。为实现这个目标，在接下来的正文部分中，《英国人身保护法》还详细规定了各郡官、典狱官或其他官吏的法律义务。
1679年《英国人身保护法》的序言部分阐述了该法的立法背景与主要目标：保护刑事犯及刑事嫌疑犯的正当权益。近代宪法规定的平等而自由的人，是资本主义革命的产物：政治上，传统的君主与贵族被拉下神坛，公共事务的支配者变成了新兴的资产者。
②在日本，星野英一比较了近代民法中的人与现代民法中的人，研究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转变，发现在其背后则是从理性的、意思表示强而智的人向弱而愚的人的转变。就相同的一面而言，胜利的人民形象与失败的反动分子形象依然保留，这是1954年《宪法》规定的人的整体图景。对于近代西方宪法领域中存在的这种名与实之间的差异，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英国宪法》一文中已经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兹不再赘述。伯爵之继承人应缴一百磅，男爵之继承人亦缴一百磅，武士之继承人则缴一百先令。
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这样的臣民形象虽然还是叫做臣民，但与西方近代宪法所规定的人相比已经很接近了：都享有广泛的政治自由与财产权利。
1928年以后，民国的两部宪法规定的人也是两种：平等而自由的人与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英国法律史家梅因对此揭示道：在‘人法中所提到的一切形式的‘身份都起源于古代属于‘家族所有的权力和特权，幷且在某种程度上，到现在仍然带有这种色彩。
根据这些规定，劳工、妇女、儿童、老弱残废者、受害者都属于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在民国时期的前后两段，时间跨度不过30多年，宪法中的人却发生了一个较大转变。
